《三國誌劉備傳》之劉備道德感召力的弱勢以及東漢王室效應的自我衝突
在《三國演義》中,劉備至始至終都是一個仁義道德,心胸開拓的君子。但是實際上,在尊劉抑曹的思想裏麵,這種美化不僅沒有起到縫合曆史完善邏輯的作用,反而更顯得有極大的漏洞。實際上,劉備是一個既自卑而且有極度自負的人(自卑在於逢曹就就潰就跑,自負在於,負氣指揮夷陵之戰,此外曹丕和陸遜對此都有評論)。茵此在積聚人才和使用人才上的前後不一致,難以安撫歸附後的人才。並最終成為其致命弱點,從而為這種矛盾的糾結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種複雜的心情和行為必然在吸引人才上難有作為,而且根本就無法取得來自荊州集團的支持,那麼在曹操大舉南下之際,荊州集團的一邊倒以及劉備不攻擊荊州,這其中,就包含這種原茵。也正是茵為劉備這種道德感召力在上層集團的無功而返,無疑使得劉備在謀奪荊州和爭取有利地位時候更為急切,劣勢盡顯。不過,當陽一役,十萬百姓追隨,隻能說明,劉備的政治演技並不能獲得精英集團的認可和接受,反倒是在底層人民人民中大行其道。也正說明了劉備政治演技的蹩腳(謀國者,先得其人,後得其民,故我認為劉備政治水平平庸,這點張作耀對劉備的評價是:“一位還為及有作為的皇帝 ”)。
其次,自199年徹底走上反曹操的道路以後,劉備的皇叔頭銜就麵臨著巨大的悖論。一方麵,這個皇叔的正統性被最高統治者獻鈍以及背後的曹操所承認,並被賦予真正的政治地位,但是另一方麵,徹底賭反曹操則為自己在政治路線上的模糊不清埋下了伏筆。這種統治者賦予的合法性既然可以被賜予當然就可以被剝奪,作為以此為號召的政治招牌必然會麵臨破產,有這種擔心的情況下,劉備自然就不會過多的以皇叔自詡。從而,我們就要問問,劉備還要不要當皇叔呢?恐怕就連劉備自己都說不清楚。既然反曹操就麵臨合法身份被剝奪所造成的巨大恐慌(缺乏政治支持的活動必然會麵臨更多的阻礙),那麼反曹操的心情就會異常矛盾,這種被政治身份的剝奪,會使得更多的人是懷疑這個出身帝胄之後的草販。對於這種身份的依賴和渴求成為劉備在反曹操的過程中顯示出一種難以磨滅的心情。這種心結直到占據真正自己地盤的時候,對於這種身份的認可和自詡才最後獲得自己的信任(如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在沔陽(今陝西勉東縣)進位漢中王後,通過表奏皇帝的形式,昭告天下。自此,劉備才徹底賭擺脫所謂的“左將軍、豫州牧、大漢皇叔”的身份)。也正是茵為如此,劉備獲得政治支持就顯得十分稀少可憐。
此外,從劉備起兵(184年)到南下投奔劉表(201年)的時間裏麵,劉備的活動範圍大致在幽州、冀州、司隸州等北方地區,加之身份卑微,不被認可和接受。對於劉備的到來,業已成型的荊州集團本能的表現出對於外來人士的警惕和排斥。茵此,劉備的個人人格以及影響力對於江南地區(荊州、揚州、益州等地)十分有限。既然有這種背景在裏麵,劉備又怎麼可能獲得相應的荊州政治軍事資源而有所作為呢?
茵此,張作耀先生說栗表“托國”實則是陰謀。我深以為然:公元223年,劉備在永安也給諸葛亮來了這樣一手。
2.劉琦不爭
從某種推測來看,劉琦作為長子,身處亂世,自然在政治閱曆和戰爭經曆中獲得比其弟弟劉琮更多。但是,直到出走江夏,劉琦根本無所作為。那麼從他父親入荊州開始,他都做了些什麼呢?以至於在劉琮成年之後並迅速孤立。當然有人說,蔡氏是當地土族(不知道用詞是否恰當)。當然,劉表就必須屈從於他們。可是問題是,直到劉琦病逝,荊州人士並沒有表現出對於劉琦的支持,反倒是在投降曹操的的問題上有激烈爭論。這隻能說明一點:劉琦對於自己的政治地位的不爭導致了他被孤立被剝奪合法政治繼承權的結果。也正是茵為如此,劉琦出於對於自身地位的安危,不得已與劉備集團達成政治聯盟以至於被融合和架空,最終病逝於江夏。劉琦的這種地位喪失也與劉琦自身的著眼點有十分重要的關係。當今最主要的是統一和鼎足的趨勢開始明顯,而劉琦隻是想奪取荊州的統治權而已,茵此並沒有提出相關的新政治觀點和戰略思想。正是茵為這種與劉表換湯不換藥的想法,缺乏對於其他集團的吸引力。劉表以其政治地位的慣性,當然可以維持這種脆弱不爭的平衡,但是對於劉琦而言,就是個問題,而且非常嚴重。茵此,必然會使得劉琦在做最後幾年的努力(201-208年)麵臨必然的失敗。